蔡書彬，運籌帷帷幄的城工部長

口肖  波

武漢解放前夕，江漢區黨委城工部部長蔡書彬，直接領導指揮了中共江漢區委城工部及所屬鄂中、襄南、鄂豫地委及各縣城工部，為了解放武漢，做了大量細致艱苦卓絕的工作，為兵不血刃、完整接管華中重鎮武漢，做出了重要貢獻。
    革命風雨路
    蔡書彬（1894-1964),漢陽蔡甸人，出身貧寒。8歲時曾人學私塾，13歲進漢口一家印刷廠做童工。受進步思想影響，辛亥革命前就加入印刷工人組織“武漢文業初級保體會”，并被選為代表，為維護工人利益，與官方、資方進行斗爭。后在《湖廣新報》和漢口湘鄂印書館工作期間，結識了蕭楚女、張子余、施洋、項英、林育南等人，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并成為工運的積極分子。1925年加人共產黨后，被選任武漢印刷工會執委和秘
書長，任中共漢口印刷支部書記。1927年3月蔡書彬奉武漢總工會之命，擔任武漢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蘇）護衛隊的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寧漢合流后，轉移至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學習。
    1931年離蘇回國，輾轉至中央蘇區工作，歷任紅軍學校組織部長、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中央紅軍工人師師政委紅11軍政委、9軍團政治部主任等職。后隨一軍團參加長征到達延安。
    抗戰初期，蔡書彬受中央指派回武漢，任中共長江局職工委員會委員，輸送大批有志青年和技術工人到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撤至長沙，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長。1939年4月，與錢瑛一道開辟湘鄂西區，在宜昌、沙市、松滋一帶開展斗爭。1940年調至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翌年9月任中共南方局工委委員，負責工運、兵運和干部審查工作。1942年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招待所主任、中央組織部干部科科長等職，負責甄別到延安的人員。1945年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為了抗戰勝利后能負起準備奪取所屬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的責任，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6月，由蔡書彬、劉寧一主持的“中央城市工作部武漢訓練班”在延安小便溝中央黨校舉辦，曾在武漢的鋼鐵廠、兵工廠、碼頭、商店、文藝界、學校工作過的10余位學員是蔡書彬逐一挑選的。學習班里學習中央的方針政策。蔡親自講課，傳授白區城市地下工作經驗，講解工作要點和具體方法，要求學員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在武漢立足，機智穩妥地開展工作。這個訓練班實際上是最早以解放武漢為目標的干部培訓。這批學員經過3個月的學習后，大多成為武漢城市工作的骨干。
    1946年2月，蔡書彬率領一批城市工作干部向晉冀魯豫解放區進發，經三四個月的長途跋涉，穿過國民黨設置的重重封鎖線，終于到達邯鄲，開辟了延安至邯鄲新的交通線。
派遣到武漢的城工干部前進至鄂豫軍區后，分成數批從不同方向潛入武漢。蔡書彬因工作需要留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后方總醫院任政委。不久隨劉鄧大軍南下至大別山區，任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長。為加強武漢城市工作力量，中共中原局又任命他為江漢區黨委城工部長。
    播種遍三鎮
    根據中共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方針，蔡書彬嚴格遵守秘密戰線的工作要求，審慎地組織城工干部向武漢滲透。對派出的干部，都要個別進行談話，布置工作任務，交待聯絡辦法，并針對各人情況做具體指導。當派遣力量不足時，他又采用“請進來、派出去”的方法，把武漢地區一些進步知識青年、工人積極分子和因各種原因失掉組織聯系的同志秘密輸送進解放區，經過撰寫自傳、個別談話、認真甄別，再有選擇地對部分人員進行培訓，然后分配任務，派回武漢從事城市工作。
    江漢區委城工部主要依靠各地、縣城工部開展對武漢的工作。較多的時間是與鄂中二地委、天京潛縣城工部一起，本部設在進出武漢較便利、基本環境較穩定的天漢縣。一身戎裝的蔡書彬常常策馬馳騁在各地縣城工部之間，指導工作和考察干部。
    1948年夏天，蔡書彬指示天漢縣城工部長陸天虹，盡快恢復被敵人破壞的地下交通線。由于采用了流動設站、單線聯系、交替使用”的方法，上海經武漢全中原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很快得以恢復。在蔡部領導下，城工部門還打通了由香港經武漢至解放區等數條交通線，使進出解放區的人員物資有了安全保障。
    為了應付武漢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和遍地的軍警憲特，蔡書彬根據地下工作特點，親自掌握數個獨立的城工小組。城工組單線聯系，只向蔡部長匯報工作和接受任務、指示。最主要的有余杰、劉建章和郭承先各自領導的小組。
    余杰同志在1948年初就開始接受蔡書彬的直接領導，潛入武漢開展廣泛深人的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其主要對象是“三府兩局一會”。成功地策反了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艾毓英、漢口市警察局長李經世、武昌市長蔣銘、湖北省會警察局長胡慎儀等；在武漢大中小學校建立黨團組織和城工組，有力的推動了武漢“護廠護校護產、反搬遷、反破壞、迎接解放的斗爭。
    劉建章領導的漢口小組，是在1948年7月受蔡書彬指派建立的。小組主要成員都經蔡部長逐一審查挑選。他們先后建立了兩個重要交通聯絡站；在漢口警察局及下屬14個分局、保警總隊、警校等進行策反，掌握警察武裝千余人，在“真空”期為保護城市、制
止破壞、維護社會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10月，在大洪山一所農家小院里，蔡書彬安排郭承先、范治家、李基光3人組成城工部直屬小組，確定聯系代號及辦法，派往武漢執行任務。這個小組經艱苦細致的工作，打人國民黨要害部門漢口廣播電臺，在國民黨CC集團掌握領域開展斗爭，成功地轉移保護了一臺一萬瓦特的電臺設備。武漢解放后的5月19日，“漢口人民廣播電臺”就開始了播音。
    蔡書彬有著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對各自獨立的城工組織，要求既默契配合，又不相互交叉。平時在天漢縣張家灣等駐地常與地縣城工部的同志一起辦公、吃飯，相互間絕不交談與保密有關的內容。武漢來人匯報、接受工作，都采取一對一的回避措施。城工人員
之間，亦有許多人互不相識。一次劉建章回城工部匯報工作，隨身帶著國民黨登載有“潘哲夫投降國民黨”消息的報紙，對蔡部長說：“這個潘哲夫，真是不可靠。本來和我們合作得很好，一下子就投降了國民黨”。蔡書彬聽了一笑，指著同桌吃飯的一位干部：“這
位就是潘哲夫同志。”劉建章大吃一驚。原來國民黨對不與他們合作的人，故意造謠中傷。憑著長期革命斗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對每個下屬的透徹了解，蔡書彬身在解放區，卻能游刃有余地指揮著所領導的城工系統在武漢的斗爭。
    百川歸大海
    隨著平津戰役的結束，武漢解放已擺上了議事日程。蔡書彬領導的江漢區城工系統，按中央指示精神及時調整斗爭策略和工作重點。
    1948年12月，鄂中地委城工部在駐地張家灣召開有各縣城工部長參加的城工會議，蔡書彬到會指導工作。他認為，16字方針所指“時機”已到，城市工作面臨重要轉折，應該進入“抓住時機、放開手腳、積極進攻、保護城市、迎接解放”的新階段，工作重點亦應轉到反搬遷、反破壞，策反國民黨軍政警等中上層，宣傳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迎接武漢解放上。嗣后，蔡書彬又指示在武漢的城工負責人陸續趕回解放區城工部，匯報工作情況，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文件精神和新時期的方針政策，了解解放戰爭的新形勢。接受新的工作重點安排。蔡書彬還交待了多種情況下的應對措施。
    按照蔡部長的指示，所屬各城工組織放手壯大隊伍，加強宣傳攻勢，政策攻心，威懾敵人，鼓舞民眾。加強對敵黨政軍警憲特的策反工作力度，動員各方力量反搬遷、反破壞，護廠護校護產，迎接武漢解放。為了應付“和”“戰”兩種情況，各城工組進行了大量的軍事、政治、經濟資料和各種檔案的收集；配合中原局城工科編寫了《武漢調查》、《武漢調查補編》等，為接管武漢作準備；通過城工系統搜集到了《漢口防御工事火網布置
圖》、《漢口保警總隊武裝力量布防圖》、《武漢城防圖》、《武漢國防施工圖》等重要軍事情報圖紙，并及時經交通線送至解放區。
    1949年4月，蔡書彬與鄂中地委城工部長邱肱良商定，在張家灣對河，由呂梁主辦了一期約60人參加的訓練班。學員基本上來自武漢，有許多是人力車夫，對照《武漢最新街道詳圖》熟悉三鎮道路、房高、消防栓位置等，培訓骨干，為大軍攻城、巷戰引路作準備。
    這一時期，蔡書彬經常在解放區接待武漢來的工商業主和資本家代表，對他們詳細講解我黨的民族工商業政策和民族工商業的前途，要求他們抵制搬遷和破壞。蔡部長熱情的接待、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徐徐善誘的政策講解，給來者留下深刻印象。回漢后他們又轉為宣傳，安定了相當一批心神不安的工商業主，擴大了我黨在工商界的影響。
    1949年5月16、17日，武漢三鎮相繼解放。得到這一喜訊后，蔡書彬和干部戰士們一樣興奮異常，當即下達準備進城的指示。5月20日，他帶領江漢區及地縣三級城工人員91人沿漢水徒步向武漢進發，22日深夜抵達漢口。
    各路城工人員“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由蔡書彬主持，在武昌紅樓召開了城工系統人員會師大會。會后，他又日夜忙于聽取各城工小組負責人的匯報，清理轉交城工人員資料，配合大軍接管城市；妥善安排出生入死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城工人員，僅武漢公安
系統就接收了城工人員50余人。有許多年輕的城工人員被推薦進中南軍政大學、中原大學、湖北革大等校學習。
    1949年6月11日，中共武漢市委任命蔡書彬為武漢市委七常委之一，兼任職工委員會第二書記。蔡書彬曾先后任中原軍區工委書記、武漢市總工會籌委會副主任等職。建國后赴京任全國總工會電業工會主席。并曾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

刊發于《武漢春秋》1999年第三期（附圖三張）

責任編輯 咸 侃

武漢第一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始末
口肖  波

武漢解放初期，武漢市人民政府明令廢除保甲制度，在三鎮調整行政區劃，組織新的區公所作為人民政權的派出機關。1950年7月省會武昌被劃為第一區，并成立了區人民政府。1952年7月，經武漢市人民政府批準，第一區人民政府改稱武昌區人民政府，并批準在武 昌區設立20個街道人民政府。
    為落實首屆全國政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人民政府在少數民族人口地區大力推行民族自治。武漢市政府為滿足少數民族參政的需要，吸納少數民族代表參與政權建設，不久又將全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區－武昌區明倫街的基層政權定名為明倫街
民族民主聯合政府。
    沿 革
    明倫街是武昌區東南部一條大致為東西走向的街道，東南起于柵欄口，西北止于起義街，與保安街、梅隱寺等街道相鄰或相交。現屬紫陽街轄區。
    明倫街清代即已成街，是當時武昌城保安門外南行孔道，直通武昌門戶長虹橋。因與中和門外正街（起義街）十字相交，故名“十字街”。相傳早年有文才出眾、聲名遠播的回族才子定子佑在此居住，此街被人稱為“名人街”。后諧音轉化為明倫街。武漢地區回族定氏族譜記載：定氏祖先隨元祖的回回軍進入內地，定氏“二世祖寶錄公，以武功佐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分藩來楚，授武昌指揮，晉爵將軍”。元代以降，以回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人居江城，且多以省會武昌為聚居地。較早形成聚落的回族定居點，有（蛇）山前聚居區和包括十字街、中和門外正街、象鼻街（保安街一段）等在內的城外聚居區。按民族宗教需要，回族聚居區一般都建有清真寺。城外清真寺因建在中和門外正街上而得名，辛亥革命后，隨中和門改名，清真寺易名起義街清真寺。這一帶的回民大多以牛羊屠宰、清真餐飲、副食以及經營雜貨、制革和家庭手工作坊為業謀生，社會地位低下。
    1951年，市政府摸底登記中發現，散居武漢三鎮的回、滿、蒙、藏、苗等5個少數民族約有4000人；明倫街行政街下轄17條自然街，其中明倫街、起義街、保安街、郭家街（梅隱寺）等處回族居民較集中，共有回、滿兩個少數民族人口1015人，占全街總人口9514人的10.67%,占全市少數民族總人數的1/4強，是武漢市最大的少數民族居住區。
    籌  建
    1950年底，第一區（武昌區）人民政府撤消下屬4個區公所，由民政科向區公安局在各街的公安分駐所派出1至數名民政干事或設立民政室負責街道工作。1950年3月參加革命工作的金長生（現名金輝），年底被派往明倫街擔任民政干事，與駐街的區公安局二分局一分所所長戴志方所帶領的10余名干警合署辦公。辦公地點設在明倫街一座叫“張家大房子”的二層樓房里。
    在明倫街，民政十事除開展優撫、調解、勞動登記，社會救濟和街道衛生等工作外，還要在回漢居民中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調解回漢群眾之間發生的糾紛，落實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撫政策；常在回漢群眾聚集的三勝、一勺、明卿等茶館進行宣傳工作；組織居民代表學習、議事，發現、培養回族居民中的積極分子，其中就有回民代表徐洪春、張明理、哈漢宣（女）等人。漢族群眾的牲畜跑進回族群眾家犯了回族忌諱，居民小組就進行調解，
讓漢族群眾給回族群眾家門上掛紅，賠禮道歉。對回漢群眾間的婚姻糾紛等，持慎重態度調處，深受回漢群眾稱贊。
    1951年年底，區政府向各街道派出了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工作隊。一支由隊長李治率領的10余名隊員的工作隊進駐明倫街。
    工作隊進街后，依靠民政干事、派出所的干警和居民中的積極分子，深入街道里巷、茶館、民宅，宣傳民主改革、民主建政的政策和意義。發動群眾，摸清情況，扎根串連，廣泛動員回漢群眾參加，開展民主斗爭，加強了團結，為民主建政打下基礎。1952年7月，市政府批準設立明倫街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民政干事金長生，成為街聯合政府至正式成立時期的街長（以副代正）。
    誕  生
    1953年元月4日－5日，張家大房子張燈結彩，明倫街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在這里正式召開。武漢市副市長、中南民委副主任委員陳經畬（回族）、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關
斌、市民政局副局長袁文、中南民委處長于亞農、武昌區副區長陳練升等到會祝賀。63名代表經過廣泛征求民眾意見、充分醞釀、民主協商，在民族平等基礎上，選出了街政府委員。當會議主持人宣布明倫街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正式成立時，掌聲在全場頓時響起，院內外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回漢群眾喜氣洋洋。
    選出的9名街政府委員中，有2名是回族。回民徐洪春、馬顯玉等分別擔任街及下屬各委員會的委員。回民的參政，加強了民族團結，密切了民族關系。會上代表們提出了“增設文化班”、“不讓牲畜亂跑，以免影響衛生，有礙民族風俗習慣”等提案獲得通過，形成決議讓街政府執行。
    當選街長的劉長慶，系南下干部，之前任八鋪街派出所所長，任職4個月（1953年1月－4月）后即調離。街長由江長生（南下干部）接任（1953年4月－1954年3月）。金長生1953年1月調武昌區西大街（體育街）任街長。當選街政府委員和全體代表紛紛
表示，有信心有決心搞好民族團結，不辜負人民賦予的歷史使命。
    明倫街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一個、武漢市唯一一個街道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日，武漢的廣播電臺、報社記者進行了采訪。《長江日報》1953年元月12日頭版，刊登了“武昌區明倫街舉行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正式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報導。
    活  動
    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后，為加強民族工作，除常設的5個委員會外，特呈請上級政府批準設立街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市、區政府特批給明倫街增加1個民族干事編制，調派回族干部馬明振（后調中央民院）擔任此職。少數民族干部在這里得到了培養和鍛煉。
    在黨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少數民族得到關懷和重視。回民徐洪春的大兒子被優先安排到國棉一廠參加工作，大女兒和二女兒分別進了居民夜校和小學。他自己也被回族群眾選為居民代表，街聯合政府成立時被選為街政府委員。后被作為少數民族干部重點培養，連任市、區多屆人大代表，副街長、武昌區人大副主任、區財經主任等職。
    聯合政府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先后推薦安排了幾十名回族青年到國棉一廠和久安制藥廠等處工作；積極在少數民族居民中“掃盲”，動員其子女上學；崇真回民小學中130余名學生減免全部費用，學校85%以上的費用由市政府津貼。聯合政府還積極動員民族婦女走出家門，從事加工、街道衛生、調解糾紛等工作，哈漢宣、哈永秀等婦女從家庭走上社會，后都擔任街道干部。
   在此期間，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進行了基層普選工作以及宣傳《婚姻法》、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等各項運動。
    1954年3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城市街道辦事處條例》和市委、市政府關于“區人民政府即是基層政府組織，在區政府下不宜再設立一級政權機構”的指
示，各街道人民政府全部改設街道辦事處，作為區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設正、副主任。
    新成立的明倫街辦事處，承接了明倫街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全部工作。明倫街民族民主聯合政府至此結束了其歷史使命。江永生作為最后一任街長，轉任明倫街辦事處第一任主任。

刊發于《武漢春秋》1999年第五期（附圖兩張）

責任編輯 咸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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