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蔡故城南關曾發現西周墓葬。故城西南部的翟村一帶常有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出土，可能是春秋時期的蔡國貴族墓地。故城西北隅也發現一處大型墓地。
   1966年4月，河南潢川縣西北高稻場發現兩座春秋晚期的木槨墓，出土13件青銅器，計有鼎、敦、簠、盤、匜、缶、舟等，其中一號墓出土的銅簠銘為："蔡公子義工之飤簠。"這批銅器的器形與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器物相近，應是蔡東遷州來之前都新蔡時的遺物。此外，河南固始萬營山2號墓也出土一批春秋晚期青銅器，其中簠蓋內有"蔡季風"三字，器形與高稻場銅器類似，亦應為蔡器。
   1955年湖北宜城安樂坨出土一件蔡侯朱缶，蔡侯朱系蔡平侯之子，《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年卒，靈侯班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春秋會要》："蔡侯朱，平侯子。魯昭公二十一年立，在位一年，奔楚。"《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此缶出土于楚境，可見蔡侯朱確死于楚，從而證實了史籍記載。
   蔡遷州來（下蔡）時期，蔡國考古有一系列重大發現。1955年，在安徽壽縣西門內發現了蔡昭侯墓；1958－1959年，在安徽淮南蔡家崗趙家孤堆又發現了蔡聲侯和元侯墓；1982年，在安徽省舒城縣九里墩發掘了蔡成侯墓。至此，下蔡的五世國君蔡昭侯、成侯、聲侯、元侯及侯齊，除亡國之君侯齊外，其余四君的陵墓均已發現。
   蔡昭侯墓出土遺物500余件，其中以銅器為大宗，計486件，其中有銘銅器50余件。銅器組合為鼎、簠、敦、浴缶、盤、匜，還有簋、豆、鬲、方壺、尊缶、尊盤、鑒、甬鐘、編镈、編鐘以及兵器、車馬器等。這與河南淅川下寺二號楚墓及戰國初年的曾侯乙墓的組合相近，其中的升鼎、鑊鼎、圜底鼎等，均帶有楚文化風格。
   蔡昭侯墓中的八件蓮瓣形蓋方座銅簋，保存了中原文化傳統。方座簋流行于西周初年至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晚期與戰國初年，在諸侯大墓中仍可見到。從出土位置看，蔡昭侯墓之八簋與七件楚式升鼎相配合，基本合于周禮的諸侯之制。該墓出土的二件方壺，也是西周時期中原地區方壺形制的繼承和創新。
   蔡昭侯墓出土樂器甬種十二件，編镈八件，編鐘九件，鉦一件，錞于一件。其中甬鐘為吳王光嫁女于蔡的媵器，鈕鐘八件為蔡昭侯申自作之"行鐘"，镈鐘八件是蔡侯申自作之"謌（歌）鐘"。镈鈕為四龍組成的蟠龍紋，正鼓部有六條龍，左右各三條。是這一時期楚系編鐘的特點。
   蔡侯方鑒內放置有方尊缶，此外蔡侯申還鑄有盤尊三套。尊頸部較長，腹部較扁，器型與吳越地區的尊形相似，僅紋飾相異，顯然是受到吳越文化的影響。
蔡昭侯墓青銅器制作精美，紋飾瑰麗，是研究春秋晚期蔡國歷史、名物制度以及音樂、美術、工藝史的珍貴資料。由于銅器品種豐富，時代明確，制作時間大體在蔡昭侯在位的公元前518年至前491年，成為判斷春秋晚期青銅器的標尺。
   安徽省淮南市蔡家崗趙家孤堆發掘的兩座蔡墓，均為豎穴土坑墓。一號墓殘存遺物僅21件，有銅矛、鐓、削、鈴和玉璧等。二號墓出土遺物91件，有銅劍、殳、戈、鏃、钁和車馬器等。除蔡器外，還出土有吳王夫差戈、吳太子劍、越王者旨于賜戈等吳越兵器。兩墓都有較大的墳丘，規模基本相同，相距約200米。由二號墓的出土錯金銘文"蔡侯產"劍，可將此墓定為蔡聲侯墓。又根據古代"父昭子穆"的葬制，推測一號墓的墓主應是蔡聲侯之子蔡元侯。
   1982年，在安徽省舒城縣九里墩發掘一座大型春秋蔡墓，該墓為土坑豎穴墓，有棺有槨，雖經兩次被盜，仍出土文物140余件，有青銅禮器、兵器、樂器以及數量眾多的車馬器和玉石裝飾品。根據墓室結構、器物組合等多方面考察，該墓應是國君之制。墓中出土一件青銅戟上有"蔡侯逆之用戟" 6字銘文，釋者認為蔡侯逆即蔡遷州來后的第二代國君－蔡成侯朔。
   綜合觀察上述幾座蔡侯大墓，可以看出蔡國雖然遷居到被南淮夷和群舒包圍的地方，但仍保持著中原文化傳統，如采用周王朝正朔，使用鼎、簋相配的傳統用禮制度。大孟姬盤銘說"肇佐天子"，即尊奉周天子為宗主。尊銘又申明其姊要"類文王母"，即遵守祖先風范。蔡國與楚國和吳國頻繁交往，出土器物既有楚文化因素，又有吳文化因素。此外，幾座蔡侯墓中還發現吳王光嫁女之器（吳王光鑒），吳王夫差戈、吳太子劍等，表明了蔡與吳國公室的親密聯系。